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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j849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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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退休,人生开始一个新的阶段。应该到做总结的时候了。虽然身体还行吧,说不定那天就“米了”(柳州俚语即“死了”)。因此,在余下的时光,再赶回新潮,写写博,心得体会,经验教训和人生感悟,都是可以写的。想想也是一件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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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2013年的《凤凰周刊》难题  

2013-11-22 11:16:2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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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20131121日),新浪微博在《凤凰周刊》的官方微博ID名下,发布了一组照片,照片记录了一位年仅十岁,因无钱医治绝症而去世的苗族贫困女孩。



这组照片记录了孩子生前和去世前的一些瞬间,贫寒的家境,不幸的遭遇,在这个被官方宣传机构一贯被称为“大国崛起”的盛世里,孩子的经历使人心碎,因而,在初看的激愤之下,我顺手写下了如下一段留言:“能拍这么多照片,为什么不帮帮她?凤凰周刊拿不出10万块钱?谁是这周刊的老板和广告客户?出来说一下。”



留言发出后,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主要的批评意见认为我混淆了媒体报道的伦理与救助责任,有的朋友甚至认为我对媒体的批评包含替民政部门和政府塞责的逻辑;同时,也有朋友指出,《凤凰周刊》并未报道此事,他们只是转发了某贫困家庭的志愿救助者的照片,所以我的批评性意见对该周刊并不公平。



冷静下来思考良久,首先,对《凤凰周刊》的批评可能真是错的,即他们未参与有关报道,只是事后发布有关信息——如果真是如此,我甚愿意在此公开向我的批评涉及的《凤凰周刊》致歉。同时,很多人关于媒体伦理问题的意见绝非没有道理,我的意见如果被理解为一种对类似报道者的指责,则不仅误导公众,也混淆了媒体伦理的基本问题。尽管如此,反复称量我的有关意见,我依然觉得这些澄清并不能取消我提出的问题,这个我姑且称之为“《凤凰周刊》难题”的问题并不是无意义的假问题。



熟悉此类新闻史案例的朋友们一定会联想到南非摄影师凯文·卡特(Kevin Carter19601994)的经历。1993年,凯文·卡特在苏丹采访联合国救济饥民时拍摄了一幅名为《饥饿的苏丹》的新闻照片,画面上记录了在联合国粮食发放点不远处的的肮脏地面上,一个垂死的儿童被兀鹰凝视。据说,凯文当时曾帮助赶走了兀鹰。这幅图片引发了世人的震撼,获得了1994年的普利策新闻奖。其后,与其同去的记者伙伴不幸死于混战中的流弹,而他本人也生活不如意,最后,他自杀身亡。



凯文·卡特获奖后引发的主要争议是很类似于我今日疑问的。人们震撼之余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记者作为目击者不采取适当措施拯救那位垂死的孩童?这一争议本身并不能说有绝对的结论。诚然,媒体的核心伦理是忠实地记录,而不是拯救。然而,这样的共识并不能自动取消一个问题:除了媒体的专业伦理,记者也是具有人格的个体,在完美的媒体伦理之上,在当下的情境中,记者或媒体,与任何目击的当事人一样,作为一个人,是不是还有基于人道的个人责任?这也是今日“《凤凰周刊》难题”的实质所在。



当然,我们的讨论是在有关微博的表述为真的前提下,即:报道中的女孩是因为缺少10万元而耽搁了本可以治疗的疾病而去世。在这一前提下,回到本次事件,从发布的照片上看,第一幅照片说明文字表示的日期是2012827日,而出院回家是916日,去世是923日,按照这个时间,如果孩子的病真的是可以医治的,那么社会应该有充分的时间来提供救助。在此情形下,我们自然不能指责任何人,包括拍摄者的行为适当,但无论如何,即使一切有关人在良知上都是清白的,孩子的因病惨死本身就意味着,社会的某个地方一定出了问题。



就政府而言,有人因无钱医治而死,这是一种行政责任的失职,也是政治伦理的失败,而就社会自身而言,没有反应及时的救助慈善体系,这既可能是政府多年打压社会慈善结社的恶果,也同时意味着社会普遍的冷漠和残忍。然而,尽管如此,这一切对权力和社会的批判依然不能取消目击者和知情者的一种责任,那就是:没有什么专业的伦理,或社会的批判可以代替作为人,作为同胞,对需要救助者伸出援手,力所能及予以帮助的责任。《凤凰周刊》当然不一定是当事者,而拍摄者很可能信息不畅,不能及时使求助的声音传达到更广泛的公众,他们因此而不能被责备,但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这个社会有无数人可以解决这个救命的10万元,而事实上没有人做!



人们批判政府的不作为,努力推动社会制度的变革,以此来解决社会的基本问题,这当然是毫无问题的,可是,这件事就所描述的情形来说,却不是一件与对政府的监督和批判相矛盾的事情:不能忍受贫困夺取一个具体的、真实的同胞的生命,不对真实具体的社会苦难无动于衷。假如这两件事会矛盾的话,试问:人们对现实社会和权力的汹涌批判还有什么立足点?我们与他们又有什么分别?如果说,对制度的批判与追求新社会制度的热情代表着明天我们需要怎样的生活,则对具体同胞的支持便直接意味着今天我们是什么人。媒体也罢,读者也罢,没有人可以躲避这个拷问。



诚然,救助一个具体的人无助于解决体制和社会的问题,但没有任何逻辑可以反过来证明对一个具体的他人的救助会妨碍追求社会的变革,或延缓变革的必要性。而无论我们如何有力和必要地讨论社会制度的变革,甚至我们投身实际的创制新社会制度的行动,这也不能给予我们一种对现实的苦难袖手旁观的特权,这无关制度,这关乎我们作为人的基本人性。所以,这件事可能真的与《凤凰周刊》无关,却不可能与我们每一个人无关——我们也会遭遇和目击这样的事,当此事当前,我们必须要决定如何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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