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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j849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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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退休,人生开始一个新的阶段。应该到做总结的时候了。虽然身体还行吧,说不定那天就“米了”(柳州俚语即“死了”)。因此,在余下的时光,再赶回新潮,写写博,心得体会,经验教训和人生感悟,都是可以写的。想想也是一件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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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重新估价《大清报律》  

2013-02-04 20:20:3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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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周末》改稿事件提示我们在建政半个多世纪后,是否还应该延续无法可依的新闻出版格局,有意识让执政者凭借感觉随意裁量?对于政治统治来说,究竟是有法可依更有利于江山稳固,还是无法可依更有效?为说明这点,不妨回顾一下清政府颁布《大清报律》的历史,重新认识《大清报律》的意义。

报纸纯粹是西方化产物。在古典中国,由于长时期囿于农业社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太阳超常升起,社会也没有什么惊奇,所以古典中国社会不需要报纸,不需要便捷信息传递。

到了近代就不一样了。所谓近代,就是在农业文明基础上增加了工业文明、商业文明新东西。工商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最大不同,是明天的行情不一定与昨天一样,因而近代社会对信息的需求远大于古典中国,于是有了报刊。

近代报刊最初都是由外国人创办的,至少在1895年前,中国境内基本上没有中国人创办的报刊。经过三十多年洋务运动,中国经济发展也需要便捷的信息,但政府就是没有释放社会,没有允准人们办报。

甲午战后,形势大变,三十年洋务成就不敌同时期发展的日本,让中国精英阶层深度反省过去的路可能有问题。于是,中国转身向东,学习日本,释放社会,知识精英也就在这个维新潮流中仿照外国人创办了自己的报纸杂志。

最早创办的报纸是政论类。政治类当然合乎朝廷转向维新的政策期待,但把握不准,也会溢出常规,发表一些超越既定政策之类的言辞,让人听着不舒服。所以,最早出现的《强学报》,仅仅出版两期,只有五天时间,就被旧势力以植党营私,涉嫌经济而被查禁。

释放社会,重构社会,已成为甲午战后中国大趋势,查禁《强学会》不仅没有取得预想效果,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报刊杂志如雨后春笋般遍地都是。短短几年,报刊杂志遍布中国,不仅成为城市居民每天必读物,即便到偏远地区,报刊杂志也是那儿读书人了解外部世界的窗口。全国各地都有报纸,影响全国的有《时务报》、《国闻报》,并不是很多;影响当地的报纸却很多,几乎每个省份都有自己的报纸。

报纸大发展当然带来了管理问题。1898年政治变革开始,朝野各界都有人提出仿照东西洋各国制定章程,按章管理。只是由于很快发生了政治逆转,为报纸制定章程的事情无限期推迟。

1901年,清政府在各方面压力下重启新政,新政其实是一场全面改革,允许人民落实言论出版自由权力是新政应有之义。哪个地方新出了什么样的报纸,也是新政标志,是新政成就。在新政新风引领下,报纸杂志成为知识人就业热门,编辑记者也渐渐找到了无冕之王的感觉。

新政发展到宪政发生了质的变化。在宪政体制下,报纸本身就是一个行业,怎样管理报纸杂志自然成为政治生活中的一个事情。假如清政府继续沿用先前惯例,让各级官吏自由裁量,那么任意查封报纸的事情一定越来越大,更重要的是,报纸不能遵循一定规则常态化,报纸本身也容易出问题,什么有偿新闻,什么任意栽赃,什么造谣生事,一定会随时可见,既贬损了帝国的尊严,也败坏了社会风气,为报纸杂志立法树规,其实也是为一个合理的良性社会立法。

宪政一开始,清政府就于19067月颁布《大清印刷物专律》。这是清政府第一部,也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有关新闻出版的专门法律。这部法律六章四十一款,详细规定出版物生产者资格、条件、注册方式、费用,巡警衙门的责任等。在第四章《毁谤》,规定哪些内容属于毁谤,不应出现在出版物,大致类似于无根之谈或谣言,当属禁止之列。

在过去的研究中,受革命党人影响,基本都从阴谋论立场看待大清王朝宪政改革,由此分析这部《印刷物专律》,差不多都认为是为了加强舆论控制,不是为了落实人民的言论自由权利。其实,这样的分析是不对的。清廷立宪不是儿戏,为新闻出版立法树规,当然不是鼓励造反,但绝对不是遏制人民办报自由和热情,而是有限度开放报禁,希望新闻出版能够逐步向制度化靠拢。

紧接着,清政府于190610月颁布《报章应守规则》共九条,明确规定报章哪些内容能登哪些不能登,为言论自由划出了一个相对比较清晰的边界:一是不得诋毁朝廷;二是不得妄以朝政;三是不得妨碍治安;四是不得败坏风俗;五是但凡关涉外交、内政,如经相关衙门明确应该保密者,不得刊登;六是正在审理的案件,还没有定案前,报章不得妄下断语,并不得有庇护嫌疑人语词;七是不得摘发他人隐私,诽谤他人名誉;八是记载错误失实,报章应及时更定;九是欲开报馆的人,应该先行呈报,再行开设;已开设者除外。如果不加成见进行探讨,应承认这九条规定是一个常态体制下媒体必须遵守的原则。

中国言论自由空间打开了,这九条规定竟然受到国内报章普遍反对。《申报》对禁止刊载的条文逐条驳斥,以为宫廷事务与政治最有关,报界对国家政务有献议之权之责,以“诋毁宫廷”的理由阻止报章议论朝政,显然失之专制。

类似批评还有很多,尽管这些批评近乎苛刻,但清政府还是进行相当修改,于19079月颁布《报馆暂行条规》,将禁载事项作了调整,比如将“不得妄议朝政”改为“不得登载淆乱国体事项”;将“凡关涉外交内政之件”的“内政”删除,只维持外交保密事项不得擅自刊登。应该说,此时的清政府在言论尺度上已开得不小了。

清廷的目标就是要走向宪政,重构有关现代国家。等《钦定宪法大纲》颁布,一个更正规的《大清报律》于1908年春天如期而至。

《大清报律》四十二条,附则三条。详尽规定了报纸注册资格及手续。规定报纸发行人应按每月发行期数缴纳保押金。这项规定看似苛刻,但又规定专载学术、艺事等可以免缴;宣讲白话的报纸,确系开通民智,也不必交。

其实,《大清报律》最受研究者诟病的有两个方面,一是事前审查制,一是禁登事项。禁登事项与过去的《报馆暂行条规》大致相似,规定日报于发行前一日晚十二点前;月报、旬报、星期报等,于发行前一日午前送由该管巡警官署或地方官署随时查核,按律办理。这让许多媒体人和后来的研究者很不满意。

仔细想想,中国从专制走向君宪,只有几年时间,一步到位,欲速则不达,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大清报律》比较谨慎地规定事前查核制度,虽说与现代新闻自由理念还有一段距离,但总比有检查而无制度要好许多。

《大清报律》是晚清政治进步的一个标志,平心静气分析这部法律,我们应该承认《大清报律》可以作为中国新闻事业进步的基础。事实上,到了民国,《大清报律》并没有应声而废,各省在很长时间依然援引这个法律去管理报纸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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