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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j849的博客

陋室寒舍 斯文人家 _____波拉夫人的情人的家

 
 
 

日志

 
 
关于我

即将退休,人生开始一个新的阶段。应该到做总结的时候了。虽然身体还行吧,说不定那天就“米了”(柳州俚语即“死了”)。因此,在余下的时光,再赶回新潮,写写博,心得体会,经验教训和人生感悟,都是可以写的。想想也是一件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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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两个世界的纠葛 &nbs  

2013-05-16 16:39:0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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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驯化这个国家,将之纳入西方世界的愿望。在这方面,位于近东的奥斯曼帝国的命运,正好跟中国相反。对于奥斯曼帝国,西方更希望使之解体,然后分享它的“遗产”。由于对于进入西方世界,存在着这样的吊诡和反差,所以,即使在认可了西方的文明,接受了西方的话语,有了议会和现代政府架构,甚至学科体系和教育体系全面西化之后,中西之间依然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在西方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中国也接受过来,并成为自己的主流意识形态之时,这个主义的道理,并没有让中国人温顺地做一个小兄弟,他们要赶超。为了赶超,他们找捷径,先找到日本,然后找到了俄国,苏维埃俄国。学日本和学俄国,都是看上了他们似乎有一条现代化的捷径,实际上也就是一种另类西化的捷径。中国人相信,通过俄国人这条快捷的小路,可以在短时间跨越西方几百年的历程,后来居上。中国后来走上共产主义革命的道路,可能具有某种偶然性,但想走捷径,却是相当多民族精英的共同心理。此前学习日本,从单纯地学习日本如何学习西方,到学习他们的军国民主义,本身意味着希图通过限制国民自由,实行高强度的国家主义来达成富强。从军国民主义到共产主义,其实只是一步之隔。当然,中国人的捷径,并没有走通。改革开放,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中国又回到了跟西方,主要是跟美国代表的西方世界接轨的道路上来。中国改革30多年,尽管极力抵制制度变革,但在经济和文化方面,却跟美国走的很近。比任何一个后发国家都要热衷于全球化,不惜代价,加入WTO,跟西方贸易体系接轨。在这方面,已经实现政治变革的俄罗斯,都没有走得像中国这样快。主导改革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从改革开放中,也就是说从再一次进入西方世界体系中,得到了莫大的好处。所谓中国的崛起,最大的获益者,是中国统治者的中共。与其说中国国家实力的增长,倒不如说这个党的实力急剧的膨胀。然而,走到这一步的中国,民族主义的阴云,再次浮上天空。党记国家主义,在民族主义的鼓噪后面,横空出世,甚嚣尘上。对于西方世界的质疑,不仅在官方,而且在民间被提了出来。经济上所谓的中国模式,其实跟当年的亚洲四小龙,或者跟日本一战前后的崛起,没有本质的区别。无非是集权体制加经济自由,再加上转型时期,因前现代的匮乏而存在的大量廉价劳动力。但是在此时,却被吹得神乎其神,甚至有了“中国密码”、“中国奇迹”的说法。官方和民间都热的儒学儒教,则从文化层面,浮现了某些中国人对西方世界的质疑。似乎影影绰绰,儒教文化加中国模式,一种所谓的中国道路,已经幽灵显现。让人隐约地感觉,似乎一个世纪之前的问题,又冒出来了。再加上近来近乎疯狂的网络整肃,建设中国局域网的巨大投入,今年以来中国对西方,对美国的强硬表态。让人不得不怀疑,难道说,似乎有了本钱的中国统治者,现在开始打算离开他们花了30年功夫再次进入的这个世界吗?显然,这是不可能的。中国不是北朝鲜,潘多拉的匣子,已经在这个土地上打开,资本主义的魔怪已经四处奔走,任何人都不可能将它关上。统治中国的共产党人,已经尝到了资本主义的好处。统治中国的已经从几乎不知钱为何物的第一代领导人,变成了今天拥有巨大家族财富的第三代。作为改革开放最大的获利者,当然没有可能从此洗手不干,自己砍掉那棵摇钱树。所以说,现今的种种疯狂,种种自负,种种封锁,无非是想在市场经济和专制政治之间,建一道安全的封锁墙。以便安全地在全球化时代,一边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吸血,一边让民营经济造血,逐步使国家资本主义,转为权贵资本主义,或者是顶着国家招牌的权贵资本主义。同时,在可能的情况下,挤出一点余沥,分润民众,安抚民心。眼下再次抬出孔子的牌位,重祭儒教,无非是企图借助儒家的礼制文化,抵消西方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确保自身的“文化安全”。说是他们想用孔夫子济列宁主义之穷,但却看不见两者之间融合的迹象,列宁主义沿着毛、邓、三走到了和谐社会,骨子里的虚伪本色,并没有因尊孔而有丝毫的改变。眼下中国政府对欧盟,对美国的强硬态度,无非是由于去年全球经济危机,只有中国的增长实现了保八,短时间砸钱砸出来的数字,带来了虚假的底气,党和政府里的鹰派或者别有用心的人,气焰高了起来。一旦今年经济稍有差池,中国多年积累的问题,就会如雪崩一样来到。现在的强硬,马上就会销声匿迹。也就是说,今天的中国政府的态度,跟一世纪前庚子年的疯狂,有本质的不同。今天的他们,不是要从西方世界的列车上下来,而是要继续搭这趟华丽的列车,但却要避免列车里的其他人干预自己的为所欲为。但是,历史告诉我们,像亚洲四小龙,甚至一战前后的日本,一旦经济起飞,国民在摆脱了前现代的匮乏之后,政治民主和开放,是必走的路。不仅仅由于是外界的压力,世界体系的压力,这些

                两个世界的纠葛

国家地区的民众自己就会有这样的需求。从历史上看,唯有一条路,可以暂时地摆脱民主,那就是像当年的日本那样,实行军人统治,走军国主义的道路。显然,今天的世界,对于中国的崛起,最大的担忧,就是这个。有幸的是,尽管中国的军事力量,随着经济的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中国的军队,却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迅速地腐化了。如果说中国政府的腐败已经相当惊人,但政府毕竟还能有一点监督,多少有点开放,但中国的军队体系,却一直处于封闭状态。一个转型的社会,一个经济快速膨胀的社会,如果有一个角落始终封闭着,不许任何人批评,那么这个角落的腐败,可想而知。这种腐败,最大的好处也许就是军人的统治的可能性变小了。各国军人统治的合法性,大多建立在他们比政府中人要廉洁,如果没有了这个依托,军人有什么理由出来呢?况且,一个腐败的军队,是没有战斗力的,对外没有,对内也没有。所以,如果有人强行出来,也长不了。所以,未来的中国,走向民主,只是时间的问题。一党统治的强权统治,前提是这个党要有在民众中具有威望的卡里斯马权威,随着这种权威的消失,党内不同利益集团的分立,即便没有民众的压力,就是摆平党内,也需要某种程度的“党内民主”,更何况,可以预计,在今后的岁月中,党和政府体系中的腐败,会愈演愈烈,中国的社会矛盾会越来越激烈,官民冲突只会加剧,不会止息,民间新生代的成长,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趋向会更加强烈,民主变革,几乎必须的选择。只是,由于极权统治的长期毒化,公民社会至今没有成形,一旦政治开放,民主实现,中国很难避免一个时间的混乱,弄的不好,也许会陷入分裂,或者长期的混乱。事实上,这个结果,现在的执政者是知道的,但他们却一直在做反向的努力,加剧这种悲剧实现的可能性。同时用这种可能性,恐吓中产阶级。由于这个党早就没有了理想,也没有了信仰,只有利益,所以,他们中大多数人,对于民族和国家,没有任何责任感。像他们中的一些人说的那样,宁肯等死,绝不找死。所谓找死,只是他们自己死,民族国家能活,而等死,就是他们和中国民族国家一起死。民主对于中国,是有风险,但不民主,只有崩盘。也许,我们还有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已经不是当年那个社会达尔文主义笼罩的天下,共同利益的民间呼声,已经越来越响。这个世界也许不会允许这么大的中国崩溃,拖垮世界。中国人和世界一起努力,做一点该做的事,中国也许还有希望。

                       两个世界的纠葛 ——二十一世纪回头看 张鸣当初诸位先进创办《二十一世纪》杂志,估计有展望未来的意思在里面,可是,我在《二十一世纪》上发的文字,却都是说历史的。既然一贯如此,此番也就不破例了,依旧说历史。身子进入21世纪,回头看20世纪的历史,看清楚了,才可以踏实地在21世纪行走。回过头来看,20世纪初年的中国,其实跟21世纪初有几分相似。当年的中国,在被西方拖着走了几十年之后,突然做起了最后的挣扎,想要做一次最后的抉择。不过,所用的武器却来自民间,无非是喝符念咒的法术,服色代表的阴阳八卦,以及民间戏剧里的英雄豪杰。这样一种半悲壮半闹剧式的抗争,实际上体现了一部分中国人对被拖入西方世界体系的不满。在西方看来,这是一种野蛮对抗文明徒劳挣扎。从结果看,的确也是徒劳的。而现在的中国,于封闭多年之后,又在进入西方世界体系的道路上走了几十年,再一次面临困惑和迷茫,再一次面临抉择。一连串自我封闭的动作,一系列叫板和崛起的喧嚣,似乎表明中国人,至少是当家的中国人,又一次感觉自己来到了十字路口。自打西方选择了工业文明的道路,整个世界的命运就已经被决定了。这个地球的其他地方,不管情愿与否,都或迟或早被拖入到西方的这个道路中来,成为西方世界的一部分。尽管在今天看来,西方的这个道路未必最合适人类的长远发展,但这个选择却是个潘多拉的匣子,放出妖魔也放出希望,一旦打开,就由不得人类自己了。中国自1840年以来的历史,本质上是中国被拖入西方世界的过程。在最初的时候,是两个世界的碰撞,西方的世界,我们的天下。可惜,我们的天下过于脆弱,一触即破,二触即碎。第二次鸦片战争,洋人固执地坚持公使驻京,实际上是逼固执天下观的咸丰皇帝在形式上接受他们的世界体系,中国皇帝在奋力一搏之后,只能妥协屈服。总理衙门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在形式上,已经进入西方威斯特法利亚外交体系。中国人其实心里也明白,成立同文馆,第一个使命就是要丁韪良翻译《万国公法》。此后的几十年,西方人还在拉和拖,而中国人已经半推半就。他们发现,洋鬼子虽然厉害,但却意在通商,不是要灭我们的国。从筹办夷务到兴办洋务,中国人在进入西方世界的过程中,半是好奇,半是犹豫,洋枪洋炮洋兵舰来了,轮船来了,火车来了,大机器也来了。洋人的外交官坐镇京师,鞠一个大躬,皇帝也见了。留学生出去了,中国的使节也派出去了。进入西方世界的努力,到了戊戌维新,达到了高峰,中国皇帝要变制了。因为甲午之战,中国人败给了努力脱亚入欧的日本。言外之意,同样是进入西方世界,一个近邻比我们走的更快,所以我们得迎头赶上,不赶上,兴许就真的亡国灭种了。但是,即使到了这个地步,我们这个老大帝国依旧有大量的人心不甘,情不愿。张之洞提出“中体西用”,一些人是想借西用蚕食中体,进而换中体为西体,一部分人是借中体排拒西用,永远远离西体。尽管被一个学习西方的优等生打得惨败,败到毫无脸面,但要中国人在自己的家里把自己的天下自己来打碎,全身进入西方的世界,还是有大量的人打心眼里不肯。戊戌维新的变制设想还没落到地上,就被粉碎。政变的发动者西太后此举,固然有权力之争的动因,但在老太婆背后,却是一股强大的“不想变”势力。庚子义和团事件,当时的中国政府的行为,无论从传统还是现代的国家理性来看,都是疯狂的。这种疯狂,是愚官与愚民结合的疯狂,也是古老中国抗拒西方世界的最后一次疯狂。这个疯狂过去,中国人在归顺西方世界体系这个问题上,不再犹豫,西方的文明,即使在话语上,已经成为中国的主旋律。历史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巨大的吊诡。一方面,西方在拉中国进入自己世界的过程中,并不希望中国搭车强盛。但是,中国人在进入西方的过程中学习西方的种种努力,却都是为了实现自身的强盛。甚至最后的变革制度,在国门挂上民主共和的招牌,都是为了有一天,赶上西方列强,把列强踩在脚下。雄霸世界,重演西方凌辱中国的一幕,恰是西方世界的话语逻辑。然而奇怪的是,中国人这样的西化努力,却一直得到西方列强的赞赏和鼓励。发动戊戌政变中断变革的西太后,还为此受到西方的强大压力。清朝新政的发动,背后也有西方甚至日本的推动。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作为“叛军”的革命党人,从一开始就被西方使团尊为交战的一方。但是反过来,已经民国了中国,却一直不被西方视为他们世界里对等的伙伴。甚至一次大战参战而且忝列为战胜国的中国,在巴黎和会上,依然是被人宰割的鱼肉。中国人进入西方的世界,是为了获得曾经有过的古老尊严,一个世界大国的地位,而西方拉中国进入这个世界,仅仅是为了多一个听话的小伙计。显然,如果比较不那么费事的话,西方也不是不想瓜分这个古老的大国。但是,这种欲望,显然要低——二十一世纪回头看

于驯化这个国家,将之纳入西方世界的愿望。在这方面,位于近东的奥斯曼帝国的命运,正好跟中国相反。对于奥斯曼帝国,西方更希望使之解体,然后分享它的“遗产”。由于对于进入西方世界,存在着这样的吊诡和反差,所以,即使在认可了西方的文明,接受了西方的话语,有了议会和现代政府架构,甚至学科体系和教育体系全面西化之后,中西之间依然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在西方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中国也接受过来,并成为自己的主流意识形态之时,这个主义的道理,并没有让中国人温顺地做一个小兄弟,他们要赶超。为了赶超,他们找捷径,先找到日本,然后找到了俄国,苏维埃俄国。学日本和学俄国,都是看上了他们似乎有一条现代化的捷径,实际上也就是一种另类西化的捷径。中国人相信,通过俄国人这条快捷的小路,可以在短时间跨越西方几百年的历程,后来居上。中国后来走上共产主义革命的道路,可能具有某种偶然性,但想走捷径,却是相当多民族精英的共同心理。此前学习日本,从单纯地学习日本如何学习西方,到学习他们的军国民主义,本身意味着希图通过限制国民自由,实行高强度的国家主义来达成富强。从军国民主义到共产主义,其实只是一步之隔。当然,中国人的捷径,并没有走通。改革开放,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中国又回到了跟西方,主要是跟美国代表的西方世界接轨的道路上来。中国改革30多年,尽管极力抵制制度变革,但在经济和文化方面,却跟美国走的很近。比任何一个后发国家都要热衷于全球化,不惜代价,加入WTO,跟西方贸易体系接轨。在这方面,已经实现政治变革的俄罗斯,都没有走得像中国这样快。主导改革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从改革开放中,也就是说从再一次进入西方世界体系中,得到了莫大的好处。所谓中国的崛起,最大的获益者,是中国统治者的中共。与其说中国国家实力的增长,倒不如说这个党的实力急剧的膨胀。然而,走到这一步的中国,民族主义的阴云,再次浮上天空。党记国家主义,在民族主义的鼓噪后面,横空出世,甚嚣尘上。对于西方世界的质疑,不仅在官方,而且在民间被提了出来。经济上所谓的中国模式,其实跟当年的亚洲四小龙,或者跟日本一战前后的崛起,没有本质的区别。无非是集权体制加经济自由,再加上转型时期,因前现代的匮乏而存在的大量廉价劳动力。但是在此时,却被吹得神乎其神,甚至有了“中国密码”、“中国奇迹”的说法。官方和民间都热的儒学儒教,则从文化层面,浮现了某些中国人对西方世界的质疑。似乎影影绰绰,儒教文化加中国模式,一种所谓的中国道路,已经幽灵显现。让人隐约地感觉,似乎一个世纪之前的问题,又冒出来了。再加上近来近乎疯狂的网络整肃,建设中国局域网的巨大投入,今年以来中国对西方,对美国的强硬表态。让人不得不怀疑,难道说,似乎有了本钱的中国统治者,现在开始打算离开他们花了30年功夫再次进入的这个世界吗?显然,这是不可能的。中国不是北朝鲜,潘多拉的匣子,已经在这个土地上打开,资本主义的魔怪已经四处奔走,任何人都不可能将它关上。统治中国的共产党人,已经尝到了资本主义的好处。统治中国的已经从几乎不知钱为何物的第一代领导人,变成了今天拥有巨大家族财富的第三代。作为改革开放最大的获利者,当然没有可能从此洗手不干,自己砍掉那棵摇钱树。所以说,现今的种种疯狂,种种自负,种种封锁,无非是想在市场经济和专制政治之间,建一道安全的封锁墙。以便安全地在全球化时代,一边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吸血,一边让民营经济造血,逐步使国家资本主义,转为权贵资本主义,或者是顶着国家招牌的权贵资本主义。同时,在可能的情况下,挤出一点余沥,分润民众,安抚民心。眼下再次抬出孔子的牌位,重祭儒教,无非是企图借助儒家的礼制文化,抵消西方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确保自身的“文化安全”。说是他们想用孔夫子济列宁主义之穷,但却看不见两者之间融合的迹象,列宁主义沿着毛、邓、三走到了和谐社会,骨子里的虚伪本色,并没有因尊孔而有丝毫的改变。眼下中国政府对欧盟,对美国的强硬态度,无非是由于去年全球经济危机,只有中国的增长实现了保八,短时间砸钱砸出来的数字,带来了虚假的底气,党和政府里的鹰派或者别有用心的人,气焰高了起来。一旦今年经济稍有差池,中国多年积累的问题,就会如雪崩一样来到。现在的强硬,马上就会销声匿迹。也就是说,今天的中国政府的态度,跟一世纪前庚子年的疯狂,有本质的不同。今天的他们,不是要从西方世界的列车上下来,而是要继续搭这趟华丽的列车,但却要避免列车里的其他人干预自己的为所欲为。但是,历史告诉我们,像亚洲四小龙,甚至一战前后的日本,一旦经济起飞,国民在摆脱了前现代的匮乏之后,政治民主和开放,是必走的路。不仅仅由于是外界的压力,世界体系的压力,这些                                                         张鸣

当初诸位先进创办《二十一世纪》杂志,估计有展望未来的意思在里面,可是,我在《二十一世纪》上发的文字,却都是说历史的。既然一贯如此,此番也就不破例了,依旧说历史。身子进入21世纪,回头看于驯化这个国家,将之纳入西方世界的愿望。在这方面,位于近东的奥斯曼帝国的命运,正好跟中国相反。对于奥斯曼帝国,西方更希望使之解体,然后分享它的“遗产”。由于对于进入西方世界,存在着这样的吊诡和反差,所以,即使在认可了西方的文明,接受了西方的话语,有了议会和现代政府架构,甚至学科体系和教育体系全面西化之后,中西之间依然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在西方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中国也接受过来,并成为自己的主流意识形态之时,这个主义的道理,并没有让中国人温顺地做一个小兄弟,他们要赶超。为了赶超,他们找捷径,先找到日本,然后找到了俄国,苏维埃俄国。学日本和学俄国,都是看上了他们似乎有一条现代化的捷径,实际上也就是一种另类西化的捷径。中国人相信,通过俄国人这条快捷的小路,可以在短时间跨越西方几百年的历程,后来居上。中国后来走上共产主义革命的道路,可能具有某种偶然性,但想走捷径,却是相当多民族精英的共同心理。此前学习日本,从单纯地学习日本如何学习西方,到学习他们的军国民主义,本身意味着希图通过限制国民自由,实行高强度的国家主义来达成富强。从军国民主义到共产主义,其实只是一步之隔。当然,中国人的捷径,并没有走通。改革开放,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中国又回到了跟西方,主要是跟美国代表的西方世界接轨的道路上来。中国改革30多年,尽管极力抵制制度变革,但在经济和文化方面,却跟美国走的很近。比任何一个后发国家都要热衷于全球化,不惜代价,加入WTO,跟西方贸易体系接轨。在这方面,已经实现政治变革的俄罗斯,都没有走得像中国这样快。主导改革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从改革开放中,也就是说从再一次进入西方世界体系中,得到了莫大的好处。所谓中国的崛起,最大的获益者,是中国统治者的中共。与其说中国国家实力的增长,倒不如说这个党的实力急剧的膨胀。然而,走到这一步的中国,民族主义的阴云,再次浮上天空。党记国家主义,在民族主义的鼓噪后面,横空出世,甚嚣尘上。对于西方世界的质疑,不仅在官方,而且在民间被提了出来。经济上所谓的中国模式,其实跟当年的亚洲四小龙,或者跟日本一战前后的崛起,没有本质的区别。无非是集权体制加经济自由,再加上转型时期,因前现代的匮乏而存在的大量廉价劳动力。但是在此时,却被吹得神乎其神,甚至有了“中国密码”、“中国奇迹”的说法。官方和民间都热的儒学儒教,则从文化层面,浮现了某些中国人对西方世界的质疑。似乎影影绰绰,儒教文化加中国模式,一种所谓的中国道路,已经幽灵显现。让人隐约地感觉,似乎一个世纪之前的问题,又冒出来了。再加上近来近乎疯狂的网络整肃,建设中国局域网的巨大投入,今年以来中国对西方,对美国的强硬表态。让人不得不怀疑,难道说,似乎有了本钱的中国统治者,现在开始打算离开他们花了30年功夫再次进入的这个世界吗?显然,这是不可能的。中国不是北朝鲜,潘多拉的匣子,已经在这个土地上打开,资本主义的魔怪已经四处奔走,任何人都不可能将它关上。统治中国的共产党人,已经尝到了资本主义的好处。统治中国的已经从几乎不知钱为何物的第一代领导人,变成了今天拥有巨大家族财富的第三代。作为改革开放最大的获利者,当然没有可能从此洗手不干,自己砍掉那棵摇钱树。所以说,现今的种种疯狂,种种自负,种种封锁,无非是想在市场经济和专制政治之间,建一道安全的封锁墙。以便安全地在全球化时代,一边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吸血,一边让民营经济造血,逐步使国家资本主义,转为权贵资本主义,或者是顶着国家招牌的权贵资本主义。同时,在可能的情况下,挤出一点余沥,分润民众,安抚民心。眼下再次抬出孔子的牌位,重祭儒教,无非是企图借助儒家的礼制文化,抵消西方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确保自身的“文化安全”。说是他们想用孔夫子济列宁主义之穷,但却看不见两者之间融合的迹象,列宁主义沿着毛、邓、三走到了和谐社会,骨子里的虚伪本色,并没有因尊孔而有丝毫的改变。眼下中国政府对欧盟,对美国的强硬态度,无非是由于去年全球经济危机,只有中国的增长实现了保八,短时间砸钱砸出来的数字,带来了虚假的底气,党和政府里的鹰派或者别有用心的人,气焰高了起来。一旦今年经济稍有差池,中国多年积累的问题,就会如雪崩一样来到。现在的强硬,马上就会销声匿迹。也就是说,今天的中国政府的态度,跟一世纪前庚子年的疯狂,有本质的不同。今天的他们,不是要从西方世界的列车上下来,而是要继续搭这趟华丽的列车,但却要避免列车里的其他人干预自己的为所欲为。但是,历史告诉我们,像亚洲四小龙,甚至一战前后的日本,一旦经济起飞,国民在摆脱了前现代的匮乏之后,政治民主和开放,是必走的路。不仅仅由于是外界的压力,世界体系的压力,这些20世纪的历史,看清楚了,才可以踏实地在21世纪行走。

回过头来看,于驯化这个国家,将之纳入西方世界的愿望。在这方面,位于近东的奥斯曼帝国的命运,正好跟中国相反。对于奥斯曼帝国,西方更希望使之解体,然后分享它的“遗产”。由于对于进入西方世界,存在着这样的吊诡和反差,所以,即使在认可了西方的文明,接受了西方的话语,有了议会和现代政府架构,甚至学科体系和教育体系全面西化之后,中西之间依然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在西方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中国也接受过来,并成为自己的主流意识形态之时,这个主义的道理,并没有让中国人温顺地做一个小兄弟,他们要赶超。为了赶超,他们找捷径,先找到日本,然后找到了俄国,苏维埃俄国。学日本和学俄国,都是看上了他们似乎有一条现代化的捷径,实际上也就是一种另类西化的捷径。中国人相信,通过俄国人这条快捷的小路,可以在短时间跨越西方几百年的历程,后来居上。中国后来走上共产主义革命的道路,可能具有某种偶然性,但想走捷径,却是相当多民族精英的共同心理。此前学习日本,从单纯地学习日本如何学习西方,到学习他们的军国民主义,本身意味着希图通过限制国民自由,实行高强度的国家主义来达成富强。从军国民主义到共产主义,其实只是一步之隔。当然,中国人的捷径,并没有走通。改革开放,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中国又回到了跟西方,主要是跟美国代表的西方世界接轨的道路上来。中国改革30多年,尽管极力抵制制度变革,但在经济和文化方面,却跟美国走的很近。比任何一个后发国家都要热衷于全球化,不惜代价,加入WTO,跟西方贸易体系接轨。在这方面,已经实现政治变革的俄罗斯,都没有走得像中国这样快。主导改革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从改革开放中,也就是说从再一次进入西方世界体系中,得到了莫大的好处。所谓中国的崛起,最大的获益者,是中国统治者的中共。与其说中国国家实力的增长,倒不如说这个党的实力急剧的膨胀。然而,走到这一步的中国,民族主义的阴云,再次浮上天空。党记国家主义,在民族主义的鼓噪后面,横空出世,甚嚣尘上。对于西方世界的质疑,不仅在官方,而且在民间被提了出来。经济上所谓的中国模式,其实跟当年的亚洲四小龙,或者跟日本一战前后的崛起,没有本质的区别。无非是集权体制加经济自由,再加上转型时期,因前现代的匮乏而存在的大量廉价劳动力。但是在此时,却被吹得神乎其神,甚至有了“中国密码”、“中国奇迹”的说法。官方和民间都热的儒学儒教,则从文化层面,浮现了某些中国人对西方世界的质疑。似乎影影绰绰,儒教文化加中国模式,一种所谓的中国道路,已经幽灵显现。让人隐约地感觉,似乎一个世纪之前的问题,又冒出来了。再加上近来近乎疯狂的网络整肃,建设中国局域网的巨大投入,今年以来中国对西方,对美国的强硬表态。让人不得不怀疑,难道说,似乎有了本钱的中国统治者,现在开始打算离开他们花了30年功夫再次进入的这个世界吗?显然,这是不可能的。中国不是北朝鲜,潘多拉的匣子,已经在这个土地上打开,资本主义的魔怪已经四处奔走,任何人都不可能将它关上。统治中国的共产党人,已经尝到了资本主义的好处。统治中国的已经从几乎不知钱为何物的第一代领导人,变成了今天拥有巨大家族财富的第三代。作为改革开放最大的获利者,当然没有可能从此洗手不干,自己砍掉那棵摇钱树。所以说,现今的种种疯狂,种种自负,种种封锁,无非是想在市场经济和专制政治之间,建一道安全的封锁墙。以便安全地在全球化时代,一边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吸血,一边让民营经济造血,逐步使国家资本主义,转为权贵资本主义,或者是顶着国家招牌的权贵资本主义。同时,在可能的情况下,挤出一点余沥,分润民众,安抚民心。眼下再次抬出孔子的牌位,重祭儒教,无非是企图借助儒家的礼制文化,抵消西方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确保自身的“文化安全”。说是他们想用孔夫子济列宁主义之穷,但却看不见两者之间融合的迹象,列宁主义沿着毛、邓、三走到了和谐社会,骨子里的虚伪本色,并没有因尊孔而有丝毫的改变。眼下中国政府对欧盟,对美国的强硬态度,无非是由于去年全球经济危机,只有中国的增长实现了保八,短时间砸钱砸出来的数字,带来了虚假的底气,党和政府里的鹰派或者别有用心的人,气焰高了起来。一旦今年经济稍有差池,中国多年积累的问题,就会如雪崩一样来到。现在的强硬,马上就会销声匿迹。也就是说,今天的中国政府的态度,跟一世纪前庚子年的疯狂,有本质的不同。今天的他们,不是要从西方世界的列车上下来,而是要继续搭这趟华丽的列车,但却要避免列车里的其他人干预自己的为所欲为。但是,历史告诉我们,像亚洲四小龙,甚至一战前后的日本,一旦经济起飞,国民在摆脱了前现代的匮乏之后,政治民主和开放,是必走的路。不仅仅由于是外界的压力,世界体系的压力,这些20世纪初年的中国,其实跟21世纪初有几分相似。当年的中国,在被西方拖着走了几十年之后,突然做起了最后的挣扎,想要做一次最后的抉择。不过,所用的武器却来自民间,无非是喝符念咒的法术,服色代表的阴阳八卦,以及民间戏剧里的英雄豪杰。这样一种半悲壮半闹剧式的抗争,实际上体现了一部分中国人对被拖入西方世界体系的不满。在西方看来,这是一种野蛮对抗文明徒劳挣扎。从结果看,的确也是徒劳的。而现在的中国,于封闭多年之后,又在进入西方世界体系的道路上走了几十年,再一次面临困惑和迷茫,再一次面临抉择。一连串自我封闭的动作,一系列叫板和崛起的喧嚣,似乎表明中国人,至少是当家的中国人,又一次感觉自己来到了十字路口。

自打西方选择了工业文明的道路,整个世界的命运就已经被决定了。这个地球的其他地方,不管情愿与否,都或迟或早被拖入到西方的这个道路中来,成为西方世界的一部分。尽管在今天看来,西方的这个道路未必最合适人类的长远发展,但这个选择却是个潘多拉的匣子,放出妖魔也放出希望,一旦打开,就由不得人类自己了。

国家地区的民众自己就会有这样的需求。从历史上看,唯有一条路,可以暂时地摆脱民主,那就是像当年的日本那样,实行军人统治,走军国主义的道路。显然,今天的世界,对于中国的崛起,最大的担忧,就是这个。有幸的是,尽管中国的军事力量,随着经济的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中国的军队,却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迅速地腐化了。如果说中国政府的腐败已经相当惊人,但政府毕竟还能有一点监督,多少有点开放,但中国的军队体系,却一直处于封闭状态。一个转型的社会,一个经济快速膨胀的社会,如果有一个角落始终封闭着,不许任何人批评,那么这个角落的腐败,可想而知。这种腐败,最大的好处也许就是军人的统治的可能性变小了。各国军人统治的合法性,大多建立在他们比政府中人要廉洁,如果没有了这个依托,军人有什么理由出来呢?况且,一个腐败的军队,是没有战斗力的,对外没有,对内也没有。所以,如果有人强行出来,也长不了。所以,未来的中国,走向民主,只是时间的问题。一党统治的强权统治,前提是这个党要有在民众中具有威望的卡里斯马权威,随着这种权威的消失,党内不同利益集团的分立,即便没有民众的压力,就是摆平党内,也需要某种程度的“党内民主”,更何况,可以预计,在今后的岁月中,党和政府体系中的腐败,会愈演愈烈,中国的社会矛盾会越来越激烈,官民冲突只会加剧,不会止息,民间新生代的成长,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趋向会更加强烈,民主变革,几乎必须的选择。只是,由于极权统治的长期毒化,公民社会至今没有成形,一旦政治开放,民主实现,中国很难避免一个时间的混乱,弄的不好,也许会陷入分裂,或者长期的混乱。事实上,这个结果,现在的执政者是知道的,但他们却一直在做反向的努力,加剧这种悲剧实现的可能性。同时用这种可能性,恐吓中产阶级。由于这个党早就没有了理想,也没有了信仰,只有利益,所以,他们中大多数人,对于民族和国家,没有任何责任感。像他们中的一些人说的那样,宁肯等死,绝不找死。所谓找死,只是他们自己死,民族国家能活,而等死,就是他们和中国民族国家一起死。民主对于中国,是有风险,但不民主,只有崩盘。也许,我们还有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已经不是当年那个社会达尔文主义笼罩的天下,共同利益的民间呼声,已经越来越响。这个世界也许不会允许这么大的中国崩溃,拖垮世界。中国人和世界一起努力,做一点该做的事,中国也许还有希望。

中国自1840年以来的历史,本质上是中国被拖入西方世界的过程。在最初的时候,是两个世界的碰撞,西方的世界,我们的天下。可惜,我们的天下过于脆弱,一触即破,二触即碎。第二次鸦片战争,洋人固执地坚持公使驻京,实际上是逼固执天下观的咸丰皇帝在形式上接受他们的世界体系,中国皇帝在奋力一搏之后,只能妥协屈服。总理衙门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在形式上,已经进入西方威斯特法利亚外交体系。中国人其实心里也明白,成立同文馆,第一个使命就是要丁韪良翻译《万国公法》。此后的几十年,西方人还在拉和拖,而中国人已经半推半就。他们发现,洋鬼子虽然厉害,但却意在通商,不是要灭我们的国。从筹办夷务到兴办洋务,中国人在进入西方世界的过程中,半是好奇,半是犹豫,洋枪洋炮洋兵舰来了,轮船来了,火车来了,大机器也来了。洋人的外交官坐镇京师,鞠一个大躬,皇帝也见了。留学生出去了,中国的使节也派出去了。进入西方世界的努力,到了戊戌维新,达到了高峰,中国皇帝要变制了。因为甲午之战,中国人败给了努力脱亚入欧的日本。言外之意,同样是进入西方世界,一个近邻比我们走的更快,所以我们得迎头赶上,不赶上,兴许就真的亡国灭种了。

但是,即使到了这个地步,我们这个老大帝国依旧有大量的人心不甘,情不愿。张之洞提出“中体西用”,一些人是想借西用蚕食中体,进而换中体为西体,一部分人是借中体排拒西用,永远远离西体。尽管被一个学习西方的优等生打得惨败,败到毫无脸面,但要中国人在自己的家里把自己的天下自己来打碎,全身进入西方的世界,还是有大量的人打心眼里不肯。戊戌维新的变制设想还没落到地上,就被粉碎。政变的发动者西太后此举,固然有权力之争的动因,但在老太婆背后,却是一股强大的“不想变”势力。庚子义和团事件,当时的中国政府的行为,无论从传统还是现代的国家理性来看,都是疯狂的。这种疯狂,是愚官与愚民结合的疯狂,也是古老中国抗拒西方世界的最后一次疯狂。这个疯狂过去,中国人在归顺西方世界体系这个问题上,不再犹豫,西方的文明,即使在话语上,已经成为中国的主旋律。

国家地区的民众自己就会有这样的需求。从历史上看,唯有一条路,可以暂时地摆脱民主,那就是像当年的日本那样,实行军人统治,走军国主义的道路。显然,今天的世界,对于中国的崛起,最大的担忧,就是这个。有幸的是,尽管中国的军事力量,随着经济的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中国的军队,却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迅速地腐化了。如果说中国政府的腐败已经相当惊人,但政府毕竟还能有一点监督,多少有点开放,但中国的军队体系,却一直处于封闭状态。一个转型的社会,一个经济快速膨胀的社会,如果有一个角落始终封闭着,不许任何人批评,那么这个角落的腐败,可想而知。这种腐败,最大的好处也许就是军人的统治的可能性变小了。各国军人统治的合法性,大多建立在他们比政府中人要廉洁,如果没有了这个依托,军人有什么理由出来呢?况且,一个腐败的军队,是没有战斗力的,对外没有,对内也没有。所以,如果有人强行出来,也长不了。所以,未来的中国,走向民主,只是时间的问题。一党统治的强权统治,前提是这个党要有在民众中具有威望的卡里斯马权威,随着这种权威的消失,党内不同利益集团的分立,即便没有民众的压力,就是摆平党内,也需要某种程度的“党内民主”,更何况,可以预计,在今后的岁月中,党和政府体系中的腐败,会愈演愈烈,中国的社会矛盾会越来越激烈,官民冲突只会加剧,不会止息,民间新生代的成长,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趋向会更加强烈,民主变革,几乎必须的选择。只是,由于极权统治的长期毒化,公民社会至今没有成形,一旦政治开放,民主实现,中国很难避免一个时间的混乱,弄的不好,也许会陷入分裂,或者长期的混乱。事实上,这个结果,现在的执政者是知道的,但他们却一直在做反向的努力,加剧这种悲剧实现的可能性。同时用这种可能性,恐吓中产阶级。由于这个党早就没有了理想,也没有了信仰,只有利益,所以,他们中大多数人,对于民族和国家,没有任何责任感。像他们中的一些人说的那样,宁肯等死,绝不找死。所谓找死,只是他们自己死,民族国家能活,而等死,就是他们和中国民族国家一起死。民主对于中国,是有风险,但不民主,只有崩盘。也许,我们还有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已经不是当年那个社会达尔文主义笼罩的天下,共同利益的民间呼声,已经越来越响。这个世界也许不会允许这么大的中国崩溃,拖垮世界。中国人和世界一起努力,做一点该做的事,中国也许还有希望。

历史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巨大的吊诡。一方面,西方在拉中国进入自己世界的过程中,并不希望中国搭车强盛。但是,中国人在进入西方的过程中学习西方的种种努力,却都是为了实现自身的强盛。甚至最后的变革制度,在国门挂上民主共和的招牌,都是为了有一天,赶上西方列强,把列强踩在脚下。雄霸世界,重演西方凌辱中国的一幕,恰是西方世界的话语逻辑。然而奇怪的是,中国人这样的西化努力,却一直得到西方列强的赞赏和鼓励。发动戊戌政变中断变革的西太后,还为此受到西方的强大压力。清朝新政的发动,背后也有西方甚至日本的推动。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作为“叛军”的革命党人,从一开始就被西方使团尊为交战的一方。但是反过来,已经民国了中国,却一直不被西方视为他们世界里对等的伙伴。甚至一次大战参战而且忝列为战胜国的中国,在巴黎和会上,依然是被人宰割的鱼肉。

中国人进入西方的世界,是为了获得曾经有过的古老尊严,一个世界大国的地位,而西方拉中国进入这个世界,仅仅是为了多一个听话的小伙计。显然,如果比较不那么费事的话,西方也不是不想瓜分这个古老的大国。但是,这种欲望,显然要低于驯化这个国家,将之纳入西方世界的愿望。在这方面,位于近东的奥斯曼帝国的命运,正好跟中国相反。对于奥斯曼帝国,西方更希望使之解体,然后分享它的“遗产”。

由于对于进入西方世界,存在着这样的吊诡和反差,所以,即使在认可了西方的文明,接受了西方的话语,有了议会和现代政府架构,甚至学科体系和教育体系全面西化之后,中西之间依然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在西方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中国也接受过来,并成为自己的主流意识形态之时,这个主义的道理,并没有让中国人温顺地做一个小兄弟,他们要赶超。为了赶超,他们找捷径,先找到日本,然后找到了俄国,苏维埃俄国。学日本和学俄国,都是看上了他们似乎有一条现代化的捷径,实际上也就是一种另类西化的捷径。中国人相信,通过俄国人这条快捷的小路,可以在短时间跨越西方几百年的历程,后来居上。中国后来走上共产主义革命的道路,可能具有某种偶然性,但想走捷径,却是相当多民族精英的共同心理。此前学习日本,从单纯地学习日本如何学习西方,到学习他们的军国民主义,本身意味着希图通过限制国民自由,实行高强度的国家主义来达成富强。从军国民主义到共产主义,其实只是一步之隔。

国家地区的民众自己就会有这样的需求。从历史上看,唯有一条路,可以暂时地摆脱民主,那就是像当年的日本那样,实行军人统治,走军国主义的道路。显然,今天的世界,对于中国的崛起,最大的担忧,就是这个。有幸的是,尽管中国的军事力量,随着经济的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中国的军队,却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迅速地腐化了。如果说中国政府的腐败已经相当惊人,但政府毕竟还能有一点监督,多少有点开放,但中国的军队体系,却一直处于封闭状态。一个转型的社会,一个经济快速膨胀的社会,如果有一个角落始终封闭着,不许任何人批评,那么这个角落的腐败,可想而知。这种腐败,最大的好处也许就是军人的统治的可能性变小了。各国军人统治的合法性,大多建立在他们比政府中人要廉洁,如果没有了这个依托,军人有什么理由出来呢?况且,一个腐败的军队,是没有战斗力的,对外没有,对内也没有。所以,如果有人强行出来,也长不了。所以,未来的中国,走向民主,只是时间的问题。一党统治的强权统治,前提是这个党要有在民众中具有威望的卡里斯马权威,随着这种权威的消失,党内不同利益集团的分立,即便没有民众的压力,就是摆平党内,也需要某种程度的“党内民主”,更何况,可以预计,在今后的岁月中,党和政府体系中的腐败,会愈演愈烈,中国的社会矛盾会越来越激烈,官民冲突只会加剧,不会止息,民间新生代的成长,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趋向会更加强烈,民主变革,几乎必须的选择。只是,由于极权统治的长期毒化,公民社会至今没有成形,一旦政治开放,民主实现,中国很难避免一个时间的混乱,弄的不好,也许会陷入分裂,或者长期的混乱。事实上,这个结果,现在的执政者是知道的,但他们却一直在做反向的努力,加剧这种悲剧实现的可能性。同时用这种可能性,恐吓中产阶级。由于这个党早就没有了理想,也没有了信仰,只有利益,所以,他们中大多数人,对于民族和国家,没有任何责任感。像他们中的一些人说的那样,宁肯等死,绝不找死。所谓找死,只是他们自己死,民族国家能活,而等死,就是他们和中国民族国家一起死。民主对于中国,是有风险,但不民主,只有崩盘。也许,我们还有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已经不是当年那个社会达尔文主义笼罩的天下,共同利益的民间呼声,已经越来越响。这个世界也许不会允许这么大的中国崩溃,拖垮世界。中国人和世界一起努力,做一点该做的事,中国也许还有希望。

当然,中国人的捷径,并没有走通。改革开放,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中国又回到了跟西方,主要是跟美国代表的西方世界接轨的道路上来。中国改革30国家地区的民众自己就会有这样的需求。从历史上看,唯有一条路,可以暂时地摆脱民主,那就是像当年的日本那样,实行军人统治,走军国主义的道路。显然,今天的世界,对于中国的崛起,最大的担忧,就是这个。有幸的是,尽管中国的军事力量,随着经济的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中国的军队,却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迅速地腐化了。如果说中国政府的腐败已经相当惊人,但政府毕竟还能有一点监督,多少有点开放,但中国的军队体系,却一直处于封闭状态。一个转型的社会,一个经济快速膨胀的社会,如果有一个角落始终封闭着,不许任何人批评,那么这个角落的腐败,可想而知。这种腐败,最大的好处也许就是军人的统治的可能性变小了。各国军人统治的合法性,大多建立在他们比政府中人要廉洁,如果没有了这个依托,军人有什么理由出来呢?况且,一个腐败的军队,是没有战斗力的,对外没有,对内也没有。所以,如果有人强行出来,也长不了。所以,未来的中国,走向民主,只是时间的问题。一党统治的强权统治,前提是这个党要有在民众中具有威望的卡里斯马权威,随着这种权威的消失,党内不同利益集团的分立,即便没有民众的压力,就是摆平党内,也需要某种程度的“党内民主”,更何况,可以预计,在今后的岁月中,党和政府体系中的腐败,会愈演愈烈,中国的社会矛盾会越来越激烈,官民冲突只会加剧,不会止息,民间新生代的成长,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趋向会更加强烈,民主变革,几乎必须的选择。只是,由于极权统治的长期毒化,公民社会至今没有成形,一旦政治开放,民主实现,中国很难避免一个时间的混乱,弄的不好,也许会陷入分裂,或者长期的混乱。事实上,这个结果,现在的执政者是知道的,但他们却一直在做反向的努力,加剧这种悲剧实现的可能性。同时用这种可能性,恐吓中产阶级。由于这个党早就没有了理想,也没有了信仰,只有利益,所以,他们中大多数人,对于民族和国家,没有任何责任感。像他们中的一些人说的那样,宁肯等死,绝不找死。所谓找死,只是他们自己死,民族国家能活,而等死,就是他们和中国民族国家一起死。民主对于中国,是有风险,但不民主,只有崩盘。也许,我们还有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已经不是当年那个社会达尔文主义笼罩的天下,共同利益的民间呼声,已经越来越响。这个世界也许不会允许这么大的中国崩溃,拖垮世界。中国人和世界一起努力,做一点该做的事,中国也许还有希望。多年,尽管极力抵制制度变革,但在经济和文化方面,却跟美国走的很近。比任何一个后发国家都要热衷于全球化,不惜代价,加入WTO,跟西方贸易体系接轨。在这方面,已经实现政治变革的俄罗斯,都没有走得像中国这样快。主导改革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从改革开放中,也就是说从再一次进入西方世界体系中,得到了莫大的好处。所谓中国的崛起,最大的获益者,是中国统治者的中共。与其说中国国家实力的增长,倒不如说这个党的实力急剧的膨胀。然而,走到这一步的中国,民族主义的阴云,再次浮上天空。党记国家主义,在民族主义的鼓噪后面,横空出世,甚嚣尘上。对于西方世界的质疑,不仅在官方,而且在民间被提了出来。经济上所谓的中国模式,其实跟当年的亚洲四小龙,或者跟日本一战前后的崛起,没有本质的区别。无非是集权体制加经济自由,再加上转型时期,因前现代的匮乏而存在的大量廉价劳动力。但是在此时,却被吹得神乎其神,甚至有了“中国密码”、“中国奇迹”的说法。官方和民间都热的儒学儒教,则从文化层面,浮现了某些中国人对西方世界的质疑。似乎影影绰绰,儒教文化加中国模式,一种所谓的中国道路,已经幽灵显现。让人隐约地感觉,似乎一个世纪之前的问题,又冒出来了。再加上近来近乎疯狂的网络整肃,建设中国局域网的巨大投入,今年以来中国对西方,对美国的强硬表态。让人不得不怀疑,难道说,似乎有了本钱的中国统治者,现在开始打算离开他们花了国家地区的民众自己就会有这样的需求。从历史上看,唯有一条路,可以暂时地摆脱民主,那就是像当年的日本那样,实行军人统治,走军国主义的道路。显然,今天的世界,对于中国的崛起,最大的担忧,就是这个。有幸的是,尽管中国的军事力量,随着经济的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中国的军队,却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迅速地腐化了。如果说中国政府的腐败已经相当惊人,但政府毕竟还能有一点监督,多少有点开放,但中国的军队体系,却一直处于封闭状态。一个转型的社会,一个经济快速膨胀的社会,如果有一个角落始终封闭着,不许任何人批评,那么这个角落的腐败,可想而知。这种腐败,最大的好处也许就是军人的统治的可能性变小了。各国军人统治的合法性,大多建立在他们比政府中人要廉洁,如果没有了这个依托,军人有什么理由出来呢?况且,一个腐败的军队,是没有战斗力的,对外没有,对内也没有。所以,如果有人强行出来,也长不了。所以,未来的中国,走向民主,只是时间的问题。一党统治的强权统治,前提是这个党要有在民众中具有威望的卡里斯马权威,随着这种权威的消失,党内不同利益集团的分立,即便没有民众的压力,就是摆平党内,也需要某种程度的“党内民主”,更何况,可以预计,在今后的岁月中,党和政府体系中的腐败,会愈演愈烈,中国的社会矛盾会越来越激烈,官民冲突只会加剧,不会止息,民间新生代的成长,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趋向会更加强烈,民主变革,几乎必须的选择。只是,由于极权统治的长期毒化,公民社会至今没有成形,一旦政治开放,民主实现,中国很难避免一个时间的混乱,弄的不好,也许会陷入分裂,或者长期的混乱。事实上,这个结果,现在的执政者是知道的,但他们却一直在做反向的努力,加剧这种悲剧实现的可能性。同时用这种可能性,恐吓中产阶级。由于这个党早就没有了理想,也没有了信仰,只有利益,所以,他们中大多数人,对于民族和国家,没有任何责任感。像他们中的一些人说的那样,宁肯等死,绝不找死。所谓找死,只是他们自己死,民族国家能活,而等死,就是他们和中国民族国家一起死。民主对于中国,是有风险,但不民主,只有崩盘。也许,我们还有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已经不是当年那个社会达尔文主义笼罩的天下,共同利益的民间呼声,已经越来越响。这个世界也许不会允许这么大的中国崩溃,拖垮世界。中国人和世界一起努力,做一点该做的事,中国也许还有希望。30年功夫再次进入的这个世界吗?

显然,这是不可能的。中国不是北朝鲜,潘多拉的匣子,已经在这个土地上打开,资本主义的魔怪已经四处奔走,任何人都不可能将它关上。统治中国的共产党人,已经尝到了资本主义的好处。统治中国的已经从几乎不知钱为何物的第一代领导人,变成了今天拥有巨大家族财富的第三代。作为改革开放最大的获利者,当然没有可能从此洗手不干,自己砍掉那棵摇钱树。所以说,现今的种种疯狂,种种自负,种种封锁,无非是想在市场经济和专制政治之间,建一道安全的封锁墙。以便安全地在全球化时代,一边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吸血,一边让民营经济造血,逐步使国家资本主义,转为权贵资本主义,或者是顶着国家招牌的权贵资本主义。同时,在可能的情况下,挤出一点余沥,分润民众,安抚民心。眼下再次抬出孔子的牌位,重祭儒教,无非是企图借助儒家的礼制文化,抵消西方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确保自身的“文化安全”。说是他们想用孔夫子济列宁主义之穷,但却看不见两者之间融合的迹象,列宁主义沿着毛、邓、三走到了和谐社会,骨子里的虚伪本色,并没有因尊孔而有丝毫的改变。眼下中国政府对欧盟,对美国的强硬态度,无非是由于去年全球经济危机,只有中国的增长实现了保八,短时间砸钱砸出来的数字,带来了虚假的底气,党和政府里的鹰派或者别有用心的人,气焰高了起来。一旦今年经济稍有差池,中国多年积累的问题,就会如雪崩一样来到。现在的强硬,马上就会销声匿迹。

也就是说,今天的中国政府的态度,跟一世纪前庚子年的疯狂,有本质的不同。今天的他们,不是要从西方世界的列车上下来,而是要继续搭这趟华丽的列车,但却要避免列车里的其他人干预自己的为所欲为。但是,历史告诉我们,像亚洲四小龙,甚至一战前后的日本,一旦经济起飞,国民在摆脱了前现代的匮乏之后,政治民主和开放,是必走的路。不仅仅由于是外界的压力,世界体系的压力,这些国家地区的民众自己就会有这样的需求。从历史上看,唯有一条路,可以暂时地摆脱民主,那就是像当年的日本那样,实行军人统治,走军国主义的道路。显然,今天的世界,对于中国的崛起,最大的担忧,就是这个。

有幸的是,尽管中国的军事力量,随着经济的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中国的军队,却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迅速地腐化了。如果说中国政府的腐败已经相当惊人,但政府毕竟还能有一点监督,多少有点开放,但中国的军队体系,却一直处于封闭状态。一个转型的社会,一个经济快速膨胀的社会,如果有一个角落始终封闭着,不许任何人批评,那么这个角落的腐败,可想而知。这种腐败,最大的好处也许就是军人的统治的可能性变小了。各国军人统治的合法性,大多建立在他们比政府中人要廉洁,如果没有了这个依托,军人有什么理由出来呢?况且,一个腐败的军队,是没有战斗力的,对外没有,对内也没有。所以,如果有人强行出来,也长不了。

于驯化这个国家,将之纳入西方世界的愿望。在这方面,位于近东的奥斯曼帝国的命运,正好跟中国相反。对于奥斯曼帝国,西方更希望使之解体,然后分享它的“遗产”。由于对于进入西方世界,存在着这样的吊诡和反差,所以,即使在认可了西方的文明,接受了西方的话语,有了议会和现代政府架构,甚至学科体系和教育体系全面西化之后,中西之间依然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在西方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中国也接受过来,并成为自己的主流意识形态之时,这个主义的道理,并没有让中国人温顺地做一个小兄弟,他们要赶超。为了赶超,他们找捷径,先找到日本,然后找到了俄国,苏维埃俄国。学日本和学俄国,都是看上了他们似乎有一条现代化的捷径,实际上也就是一种另类西化的捷径。中国人相信,通过俄国人这条快捷的小路,可以在短时间跨越西方几百年的历程,后来居上。中国后来走上共产主义革命的道路,可能具有某种偶然性,但想走捷径,却是相当多民族精英的共同心理。此前学习日本,从单纯地学习日本如何学习西方,到学习他们的军国民主义,本身意味着希图通过限制国民自由,实行高强度的国家主义来达成富强。从军国民主义到共产主义,其实只是一步之隔。当然,中国人的捷径,并没有走通。改革开放,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中国又回到了跟西方,主要是跟美国代表的西方世界接轨的道路上来。中国改革30多年,尽管极力抵制制度变革,但在经济和文化方面,却跟美国走的很近。比任何一个后发国家都要热衷于全球化,不惜代价,加入WTO,跟西方贸易体系接轨。在这方面,已经实现政治变革的俄罗斯,都没有走得像中国这样快。主导改革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从改革开放中,也就是说从再一次进入西方世界体系中,得到了莫大的好处。所谓中国的崛起,最大的获益者,是中国统治者的中共。与其说中国国家实力的增长,倒不如说这个党的实力急剧的膨胀。然而,走到这一步的中国,民族主义的阴云,再次浮上天空。党记国家主义,在民族主义的鼓噪后面,横空出世,甚嚣尘上。对于西方世界的质疑,不仅在官方,而且在民间被提了出来。经济上所谓的中国模式,其实跟当年的亚洲四小龙,或者跟日本一战前后的崛起,没有本质的区别。无非是集权体制加经济自由,再加上转型时期,因前现代的匮乏而存在的大量廉价劳动力。但是在此时,却被吹得神乎其神,甚至有了“中国密码”、“中国奇迹”的说法。官方和民间都热的儒学儒教,则从文化层面,浮现了某些中国人对西方世界的质疑。似乎影影绰绰,儒教文化加中国模式,一种所谓的中国道路,已经幽灵显现。让人隐约地感觉,似乎一个世纪之前的问题,又冒出来了。再加上近来近乎疯狂的网络整肃,建设中国局域网的巨大投入,今年以来中国对西方,对美国的强硬表态。让人不得不怀疑,难道说,似乎有了本钱的中国统治者,现在开始打算离开他们花了30年功夫再次进入的这个世界吗?显然,这是不可能的。中国不是北朝鲜,潘多拉的匣子,已经在这个土地上打开,资本主义的魔怪已经四处奔走,任何人都不可能将它关上。统治中国的共产党人,已经尝到了资本主义的好处。统治中国的已经从几乎不知钱为何物的第一代领导人,变成了今天拥有巨大家族财富的第三代。作为改革开放最大的获利者,当然没有可能从此洗手不干,自己砍掉那棵摇钱树。所以说,现今的种种疯狂,种种自负,种种封锁,无非是想在市场经济和专制政治之间,建一道安全的封锁墙。以便安全地在全球化时代,一边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吸血,一边让民营经济造血,逐步使国家资本主义,转为权贵资本主义,或者是顶着国家招牌的权贵资本主义。同时,在可能的情况下,挤出一点余沥,分润民众,安抚民心。眼下再次抬出孔子的牌位,重祭儒教,无非是企图借助儒家的礼制文化,抵消西方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确保自身的“文化安全”。说是他们想用孔夫子济列宁主义之穷,但却看不见两者之间融合的迹象,列宁主义沿着毛、邓、三走到了和谐社会,骨子里的虚伪本色,并没有因尊孔而有丝毫的改变。眼下中国政府对欧盟,对美国的强硬态度,无非是由于去年全球经济危机,只有中国的增长实现了保八,短时间砸钱砸出来的数字,带来了虚假的底气,党和政府里的鹰派或者别有用心的人,气焰高了起来。一旦今年经济稍有差池,中国多年积累的问题,就会如雪崩一样来到。现在的强硬,马上就会销声匿迹。也就是说,今天的中国政府的态度,跟一世纪前庚子年的疯狂,有本质的不同。今天的他们,不是要从西方世界的列车上下来,而是要继续搭这趟华丽的列车,但却要避免列车里的其他人干预自己的为所欲为。但是,历史告诉我们,像亚洲四小龙,甚至一战前后的日本,一旦经济起飞,国民在摆脱了前现代的匮乏之后,政治民主和开放,是必走的路。不仅仅由于是外界的压力,世界体系的压力,这些所以,未来的中国,走向民主,只是时间的问题。一党统治的强权统治,前提是这个党要有在民众中具有威望的卡里斯马权威,随着这种权威的消失,党内不同利益集团的分立,即便没有民众的压力,就是摆平党内,也需要某种程度的“党内民主”,更何况,可以预计,在今后的岁月中,党和政府体系中的腐败,会愈演愈烈,中国的社会矛盾会越来越激烈,官民冲突只会加剧,不会止息,民间新生代的成长,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趋向会更加强烈,民主变革,几乎必须的选择。只是,由于极权统治的长期毒化,公民社会至今没有成形,一旦政治开放,民主实现,中国很难避免一个时间的混乱,弄的不好,也许会陷入分裂,或者长期的混乱。 事实上,这个结果,现在的执政者是知道的,但他们却一直在做反向的努力,加剧这种悲剧实现的可能性。同时用这种可能性,恐吓中产阶级。由于这个党早就没有了理想,也没有了信仰,只有利益,所以,他们中大多数人,对于民族和国家,没有任何责任感。像他们中的一些人说的那样,宁肯等死,绝不找死。所谓找死,只是他们自己死,民族国家能活,而等死,就是他们和中国民族国家一起死。民主对于中国,是有风险,但不民主,只有崩盘。

于驯化这个国家,将之纳入西方世界的愿望。在这方面,位于近东的奥斯曼帝国的命运,正好跟中国相反。对于奥斯曼帝国,西方更希望使之解体,然后分享它的“遗产”。由于对于进入西方世界,存在着这样的吊诡和反差,所以,即使在认可了西方的文明,接受了西方的话语,有了议会和现代政府架构,甚至学科体系和教育体系全面西化之后,中西之间依然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在西方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中国也接受过来,并成为自己的主流意识形态之时,这个主义的道理,并没有让中国人温顺地做一个小兄弟,他们要赶超。为了赶超,他们找捷径,先找到日本,然后找到了俄国,苏维埃俄国。学日本和学俄国,都是看上了他们似乎有一条现代化的捷径,实际上也就是一种另类西化的捷径。中国人相信,通过俄国人这条快捷的小路,可以在短时间跨越西方几百年的历程,后来居上。中国后来走上共产主义革命的道路,可能具有某种偶然性,但想走捷径,却是相当多民族精英的共同心理。此前学习日本,从单纯地学习日本如何学习西方,到学习他们的军国民主义,本身意味着希图通过限制国民自由,实行高强度的国家主义来达成富强。从军国民主义到共产主义,其实只是一步之隔。当然,中国人的捷径,并没有走通。改革开放,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中国又回到了跟西方,主要是跟美国代表的西方世界接轨的道路上来。中国改革30多年,尽管极力抵制制度变革,但在经济和文化方面,却跟美国走的很近。比任何一个后发国家都要热衷于全球化,不惜代价,加入WTO,跟西方贸易体系接轨。在这方面,已经实现政治变革的俄罗斯,都没有走得像中国这样快。主导改革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从改革开放中,也就是说从再一次进入西方世界体系中,得到了莫大的好处。所谓中国的崛起,最大的获益者,是中国统治者的中共。与其说中国国家实力的增长,倒不如说这个党的实力急剧的膨胀。然而,走到这一步的中国,民族主义的阴云,再次浮上天空。党记国家主义,在民族主义的鼓噪后面,横空出世,甚嚣尘上。对于西方世界的质疑,不仅在官方,而且在民间被提了出来。经济上所谓的中国模式,其实跟当年的亚洲四小龙,或者跟日本一战前后的崛起,没有本质的区别。无非是集权体制加经济自由,再加上转型时期,因前现代的匮乏而存在的大量廉价劳动力。但是在此时,却被吹得神乎其神,甚至有了“中国密码”、“中国奇迹”的说法。官方和民间都热的儒学儒教,则从文化层面,浮现了某些中国人对西方世界的质疑。似乎影影绰绰,儒教文化加中国模式,一种所谓的中国道路,已经幽灵显现。让人隐约地感觉,似乎一个世纪之前的问题,又冒出来了。再加上近来近乎疯狂的网络整肃,建设中国局域网的巨大投入,今年以来中国对西方,对美国的强硬表态。让人不得不怀疑,难道说,似乎有了本钱的中国统治者,现在开始打算离开他们花了30年功夫再次进入的这个世界吗?显然,这是不可能的。中国不是北朝鲜,潘多拉的匣子,已经在这个土地上打开,资本主义的魔怪已经四处奔走,任何人都不可能将它关上。统治中国的共产党人,已经尝到了资本主义的好处。统治中国的已经从几乎不知钱为何物的第一代领导人,变成了今天拥有巨大家族财富的第三代。作为改革开放最大的获利者,当然没有可能从此洗手不干,自己砍掉那棵摇钱树。所以说,现今的种种疯狂,种种自负,种种封锁,无非是想在市场经济和专制政治之间,建一道安全的封锁墙。以便安全地在全球化时代,一边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吸血,一边让民营经济造血,逐步使国家资本主义,转为权贵资本主义,或者是顶着国家招牌的权贵资本主义。同时,在可能的情况下,挤出一点余沥,分润民众,安抚民心。眼下再次抬出孔子的牌位,重祭儒教,无非是企图借助儒家的礼制文化,抵消西方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确保自身的“文化安全”。说是他们想用孔夫子济列宁主义之穷,但却看不见两者之间融合的迹象,列宁主义沿着毛、邓、三走到了和谐社会,骨子里的虚伪本色,并没有因尊孔而有丝毫的改变。眼下中国政府对欧盟,对美国的强硬态度,无非是由于去年全球经济危机,只有中国的增长实现了保八,短时间砸钱砸出来的数字,带来了虚假的底气,党和政府里的鹰派或者别有用心的人,气焰高了起来。一旦今年经济稍有差池,中国多年积累的问题,就会如雪崩一样来到。现在的强硬,马上就会销声匿迹。也就是说,今天的中国政府的态度,跟一世纪前庚子年的疯狂,有本质的不同。今天的他们,不是要从西方世界的列车上下来,而是要继续搭这趟华丽的列车,但却要避免列车里的其他人干预自己的为所欲为。但是,历史告诉我们,像亚洲四小龙,甚至一战前后的日本,一旦经济起飞,国民在摆脱了前现代的匮乏之后,政治民主和开放,是必走的路。不仅仅由于是外界的压力,世界体系的压力,这些也许,我们还有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已经不是当年那个社会达尔文主义笼罩的天下,共同利益的民间呼声,已经越来越响。这个世界也许不会允许这么大的中国崩溃,拖垮世界。中国人和世界一起努力,做一点该做的事,中国也许还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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