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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j849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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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退休,人生开始一个新的阶段。应该到做总结的时候了。虽然身体还行吧,说不定那天就“米了”(柳州俚语即“死了”)。因此,在余下的时光,再赶回新潮,写写博,心得体会,经验教训和人生感悟,都是可以写的。想想也是一件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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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方绍伟:凭什么重判强奸嫌疑人?  

2013-07-19 18:10:0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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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我写了《强奸陪酒女危害更小吗?》一文,分析了“强奸危害性”在主客观上的不确定问题,网友“杞莫当真”给我留言说:

“对于同样的犯罪行为,法律规定的处罚并不是统一的,而是有分别的。比如强奸,按照现行法律,最高刑是死刑,最低刑是有期徒刑10年。同样是强奸,从轻可以判10年有期徒刑,从重可以判死刑,这就是法律上说的量刑,是法律常识。

妓女有没有人权?当然有。但是妓女是不是和其他人享有同样的权利,毫无差别?我认为是有差别的。妓女从事的职业是违法的,本来就是社会共同体的破坏者。没有义务就没有权利,既然选择了破坏社会共同体的职业,就已经部分地放弃了维护社会共同体的义务,当然同时也就意味着自动放弃了一部分权利。

有人认为不管是什么人,就是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要同罪同罚。这么讲,原则上当然没错,但是忽略了细节和一些更重要的问题,有人说,这是歧视妓女。问题是,为什么不能歧视妓女,妓女难道不应该被歧视,反倒应该熟视无睹地把他们看作和农民工、上班族一样的职业?这不就是鼓吹卖淫合法化的人的观点吗?

对妓女当然要歧视,而且必须歧视,只有歧视妓女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观,才能有正确的三观。一个不歧视妓女的社会就是笑贫不笑娼的,是异化的社会,变态的社会。如果盲目地鼓吹平等,要求法律平等地保护妓女的权利,这无异于鼓励年轻姑娘走上这条路。反正都是赚钱,卖淫既省力气,来钱又快,何乐而不为呢?

有人认为妓女也是被压迫被侮辱的社会弱势群体。这种联想在20年前也许没有问题,但现在出没在酒吧、夜总会之类场所的卖淫女,绝不是被迫,而是想不劳而获。在她们眼里,卖淫不可耻,可耻的是没钱,卖淫不仅要比在工厂打工挣钱来钱快,而且更体面,更高级。

有些人可能会认为不是她们个人的错,是社会大环境如此。即使社会大环境不好,也不意味着他她们除了卖淫就别无选择。为这种生活方式辩护,为这种从业者争平等,不是在帮她们,而是在害她们,看起来无比正义,绝对政治正确,实际上是有意无意地在和这种不正常的社会环境一起推着他们往邪路上走。

正因如此,1949年建国后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立刻宣布禁止娼妓,一方面取缔妓院,一方面对妓女进行教育,同时给她们培训劳动技能,将她们变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所以,歧视妓女并不是歧视个体,而是为了最终消灭妓女这种现象。同样的女性,如果做妓女,就要歧视,上岸了就不歧视。”

    网友“杞莫当真”的上述看法可能会有较大争论,但对于所讨论的“李天一案”来说,即便假定受害人就是“陪酒女”,我认为网友“杞莫当真”的观点还是犯了三个错误:第一,混淆了“各种案件的不同量刑”与“这个案件的不同量刑”,即没有说清楚不同量刑的根本理由;第二,混淆了“不同权利”和“不同量刑”,即把“妓女没有相同权利”等同于“侵害妓女可以轻判”;第三,混淆了“对妓女犯法的处罚”与“对侵害妓女的处罚”,即妓女犯法是一回事,侵害妓女完全是另一回事。

       对此他回应说:“我想我没有混淆‘对妓女犯法的处罚’与‘对侵害妓女的处罚’。因为其实讨论的是‘妓女的性交易权力和人身权力’的保护,在法律没有承认保护‘妓女性交易权力’的情况下,从事妓女这种职业,其实是让度了部分法律保护的‘人身权利’,除非嫖客和空气性交。”

       这个看法更加错误。法律不保护“妓女的性交易权”,法律同样也不保护“嫖客的性交易权”。问题不是“性交易权”本身,问题是超出性交易行为的其它人身权利。“性交易权的保护”与“性交易行为期间的其它权利的保护”是两回事“性交易权”不受法律保护,“性行为的意愿”却受法律保护,违背婚外对象的“性行为意愿”的都是强奸。民间的一个说法是:“女的收钱就是妓女,男的付钱就是嫖客;女的不收钱就是勾引,男的不付钱就是强奸”。特殊的包括婚内配偶、未成年人、女对男等情况,但在在李天一的案件中,情况并不特殊。假设被害者是妓女,再假设李天一强奸,那么,妓女未必敢报案,因为,妓女身份暴露的代价不一定比讨回公道的代价低。但是,“强奸加伦奸”就不同了(妓女气不过而不怕暴露身份),而如果被害者不是妓女就更不同了。

   也就是说,要质疑的并不是“处罚的不统一”,但不同处罚的根据必须是明确的仝宗锦先生在《性工作者在强奸案件中是否被区别对待》一文里,用更加学术化的语言表达了与“杞莫当真”类似的观点。的确,“犯罪构成论”对“犯罪主客观要件”的确认一直是有争论的,涉案各方的身份和具体情境对量刑的影响是争论焦点之一,但是,在“强奸危害性”很难确定的情况下,法理上的原则应该是:确定如何才能更有利于“阻止犯罪”所以,不能以被害人或嫌疑人的身份为理由而使嫌疑人轻判(成年强奸案),应该以被害人或嫌疑人的身份为理由使嫌疑人重判(强奸幼女案、知法犯法案)。当“阻止犯罪”是而且应该是最大的考虑时,我们就不能不顾要害原则而抽象地说“法律规定的处罚并不是统一的”

仝宗锦以“用抽象平等观念去否定法律的区别对待”来分析对被害者的同情,他恰恰没有看到,“阻止犯罪”的从重处罚考虑,其实早就已经摆脱了“抽象平等观念”的教条。问题根本不是“用抽象平等观念去否定法律的区别对待”,问题是法律的区别对待应该以“阻止犯罪”的从重处罚为最大考虑。从重处罚当然未必能阻止犯罪,但从轻处罚肯定比从重处罚更不利于阻止犯罪。至于轻重处罚的存在,那是因为除了犯罪意图外,还存在失误、失当、疏忽、未成年(大脑不成熟)等等其它具体情境(李天一案可能涉及未成年问题而从轻,但这是“阻止犯罪要从重”的例外)

有人认为,清华教授易延友本想帮辩护律师,结果可能反而害了李天一;因为,现在大家把“受害者身份不导致从轻量刑”的问题搞清楚了,那么,“嫌疑人身份是否导致从轻量刑”的问题就突出来了;轻判李天一就可能要引起更大的社会反应。总之,在这些问题上“浪费时间”看似无聊,其实却是我们中国人均衡“价值理性”与“认知理性”的大问题。(本文作者《中国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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